我国社区基金会还处于起步阶段

　　去年是本市社区基金会成立和成长的“大年”，先后有江浦社区公益基金会、甘泉社区基金会、石泉社区基金会、万里社区基金会、曹杨社区基金会、长寿社区基金会、宜川路街道社区基金会、真如社区基金会等16家登记成立；今年元旦前后，又有长风社区基金会、长兴社区发展基金会和长征镇社区基金会等3家获批；加上之前成立的美丽心灵社区公益基金会和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目前，本市共有21家社区基金会，他们用项目化、规范化的形式，促进社区养老、教育、文化、体育、公共环境保护、公共医疗服务和志愿者服务等方面的发展。

　　寒假来了，很多养老院又要忙活了——接待小朋友“慰问”老人！这类走马观花式的“好人好事”中，很多老人被耗得疲惫不堪，小朋友也所获甚少。还有别的方法引导孩子做公益、关爱社会和他人吗？

　　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另辟蹊径——利用“服务学习”模式，创办“少年志”公益服务平台，召集社区12-18岁的青少年，在专业社工指导下组队调研社区需求，自主制定、执行公益项目和任务，在“服务社区”和“学术学习”中与生活百态来场亲密接触。1月7日，“少年志社区服务学习巩固和推广计划”获得民生银行50万元支持资金，更多洋泾青少年将有机会高效、务实地服务自己的社区。

　　公益路子更宽项目更接地气

　　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所在的洋泾社区（街道）有38个居委会，113个居民小区，企事业单位近3000家，有浦东“原住民”、浦西动拆迁户、新上海人、外来务工人员和外籍人士等，社区主体日益多元，资源日渐丰盛，无论是提供服务还是整合资源，单靠政府难以穷尽，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由此应运而生。

　　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前秘书长诸昳，是2013年8月基金会成立时的9名理事之一，两年多的相伴，她颇有感慨，“实践证明，基金会在用钱、用力、用人上都较专业，公益的路子更宽也更高效。”社区基金会成立前，街道对社区善款主要用于扶贫救困，模式较为单一；现在，社区扶贫救困依然由街道和民政系统负责，而社区基金会则承担更广义的公益服务，用项目化、专业化的方式，对接资源和社区需求。

　　社区基金会资金来自社区，用于社区，其中关键是要找准服务和资助对象。对此，社区基金会优势可谓得天独厚，因为他们了解社区和居民。

　　2015年初，诸昳和同事一边到街道调研；一边跟专业公益组织接触，考察他们的强项项目。经过社会工作专家、辖区教育单位负责人、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基金会理事和监事、居民代表等的“三堂会审”，以及捐赠人代表投票，共8家经验丰富的公益组织的社区服务项目入了大家“法眼”，获得资金，“好钢都用在了刀刃上”。值得一提的是，捐赠人代表投票环节，票数过半才算数。

　　获助项目很琐碎，但十分接地气——关注洋泾60岁以上独居老人心理健康，每月一次为50户困难家庭提供食品补给包，帮助100名流动儿童和青少年适应城市生活，为辖区残障学生开办生命教育公益课堂，帮助失智人群及其家庭，为15个居委会的老人读报等等。

　　洋泾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杨光明是洋泾社区基金会的坚定支持者和主发起人之一，他认为，“社区基金会让社区的公益架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同时，他们还带来新理念和新视野，比如青少年的‘服务学习，公益模式，比如事项决策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和‘开放空间讨论会，等等。”

　　推进社区自治提高社会组织能力

　　推进社区自治、培育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能力，也是社区基金会的努力方向。

　　2013和2014连续两年，洋泾街道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请洋泾社区基金会负责街道“自治金”项目的评审。基金会请来专家和居民代表把关，更在项目策划、立项、实施和结项全过程，请专家培训项目负责人，鼓励居民参与项目策划和申请，提升居委会的专业化水平，提高项目受益面、参与度和透明度。

　　洋泾社区基金会成立时，9名理事中只有一位是街道副调研员，其他全部来自社区单位，或是热心公益的居民和白领，“目的就是想让基金会‘独立，不依附街道，自主运作。”杨光明说。如今，洋泾社区基金会和洋泾街道建立了牢固的“伙伴关系”，两年多里，街道不断“放权”，给基金会更多空间和机会。更令人欣慰的是，街道对基金会的扶持渐渐转换为基金会对社区的“反哺”。

　　多年致力于社会组织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徐家良认为，“街道从具体的社区事务与社区服务中撤离，将社区能够自我管理的部分交还给社区，在‘街道―社区―社区社会组织―居民，链条中营造良好的互动信任关系十分重要。可以预见，随着社区基金会的发展成熟，政府会逐渐有意识地‘向后退，来保持基金会法人治理的独立性。”

　　杨光明也颇有感慨：“社区基金会在国外很成熟，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希望社会各界给予更多耐心和支持，这是一件细水长流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