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市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该如何使用

　　知名爆料人周筱赟以公民身份申请贵州毕节市政府公开1.77亿元“毕节市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相关信息。因为毕节市政府的7项答复内容答非所问，周选择了一纸诉状将毕节市政府和贵州省政府告上法院。目前，此案已被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毕节，在印象中是一个盛产贫穷和新闻的地名。三年前，五名毕节男童死在一个垃圾箱里，死因居然是为生火取暖而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这起悲情事件唤起了舆论对留守儿童境况的普遍关注。其时当地政府承诺，将从行政经费中每年挤出6000万元用于设立扶助资金，保障留守儿童日常生活。这样的制度化安排符合民众期许，也收获了不少好评。

　　时间进入2015年，毕节又发生了4名留守儿童自杀事件，舆论再次为之震惊。根据媒体报道，自杀身亡的4个孩子生前穷得只吃玉米面。这很容易让关注毕节留守儿童命运的人产生合理怀疑：根据共青团毕节市委的全面统计，全市共有18万名外出打工人员，因父母双双外出打工而留在家里的留守儿童总计164608名，占适龄入学儿童的10.6%。如果政府每年挤出的6000万元扶助资金按时足额到位的话，当地的留守儿童人均能摊到365元左右。这还不包括社会的捐助，以及当地在积极推动的一对一帮扶。也就是说，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毕节的留守儿童不该“穷得只吃玉米面”，更不该失去了所有的人生希望而走上自杀的绝路。

　　正因为在不透明的信息环境中，容易让关注毕节的民众产生合理怀疑，当地政府更有必要主动进行信息公开，为公众解疑释惑。周筱赟向当地政府申请“毕节市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的信息公开，恰可视为当地政府与社会舆论进行良性互动的契机。但令人失望的是，当地的答复一是“该基金财务审计报告不存在”，二是“对属于审计范围内的专项资金，都要陆续进行审计”，“对已完成的建设项目，均进行了竣工验收”，“该专项资金涉及项目共2727个，已完成2078个，其余项目在实施中”。而至于涉及哪些项目，这些项目主要用于扶助留守儿童的哪个方面，它的覆盖范围如何，建成之后的实际效果又如何，皆被忽略。

　　毕节政府部门在回应社会热点和民众关切问题时的推诿、保留和沉默并非个案，而是在不少政府职能部门那儿都能看到。尤其是民众关心的不公开，公开的民众又不太关心，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价值追求。政府信息公开以知情权为法理基础，是公民享有的一项普遍的民主权利和社会权利，是公民对法律法规、政府的重要决策、重要事务以及与普通公民权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的知悉和了解权。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涵义是人民当家做主，而保障人民对国家事务有充分的知情权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基本前提。

　　对政府机关来说，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还在于要通过引入外部监督，来促进自身的依法行政。周筱赟实是不请自来的监督者，是监督毕节相关部门践行依法行政的义工和志愿者。但毋庸讳言，面对信息公开，一些职能部门和涉事官员也可能因此要承受“权威弱化”、“既得利益受损”等影响，因此有些官员会更倾向于不公开。这也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对信息公开的态度会比社会公众消极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也正因为政府在信息公开的践行上充满了不确定性，公民的申请公开才更彰显其意义。当公民的依法申请还促成不了信息公开，司法救济就成了制度管道内最后的权利保障利器。由于公民权利相对于公权力来说往往处于弱势，信息的不对称更加剧了这种不对等。相关司法解释在有关证据的条款中较为明显地向申请方倾斜，如政府部门拒绝提供政府信息的，应当对拒绝的根据以及履行法定告知和说明理由义务的情况举证。具体到毕节的个案来说，毕节市留守儿童专项资金投放本是一项万众点赞的民心工程，涉及项目为何不能公开？法院还真得站在中立、独立和专业的立场上认真审一审。相信法官们都知道，这并不是寻常的个案，而是关乎毕节16万多留守儿童拥有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

　　愿饥饿、欺凌和冷漠远离毕节，远离中国。也希望司法能为中国步履维艰的政府信息公开解个套。